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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我的电气故事】肖鸿猷教授:我的电气故事

在湖南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,我们受电气院退休党支部的委托,对老教师肖鸿猷先生作了一次拜访。五月二十五日,我们如约去了肖老师家,老师和师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四人。坐定以后,老师开门见山:祝贺你们考进湖南大学,湖大虽然赶不上北大、清华等一流名校,但在211985大学中的排名还是很靠前的,我们点头称是。当老师问到我们老家在哪里时,我们分别写下了姓名及家庭地址,老师看了以后对白杨说:“从内蒙古不远千里来到惟楚有才,於斯为盛的湖南大学,有眼光;”转身对来自河南的程铄涵:“你家在河南什么地方?”“商丘。”“那地方离兰考不远吧?”“是不远,老师您怎么知道兰考?”“我们这一代人谁不知道河南兰考出了个全国闻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。”接着又与来自重庆的胥垚和湖南永州的龚利梅交谈,气氛十分随意。

我们这篇采访文章分为两部分,前半部分为肖老师的求学生涯和工作简历,肖老师已提供了一份文字资料,我们只作了节选和压缩,后半部分为我们的采访笔录。

1955年肖老师如愿考进了中南土木建筑学院,其适逢国家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浪潮,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,鼓励师生向科学进军,凡经历过那段时间的同窗都不会忘记,每当夕阳西下,夜幕降临时,图书馆灯火通明,去阅览室自习稍晚一点就没有座位了,同学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可见一斑。

到了1958年,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更名为湖南工学院,增设了机械、电气、化工三个专业,不久又恢复了湖南大学的老校名,电气院(当时称系)就是这时成立的,并于当年招生,下设电力、电机、自动化、仪表四个专业。师资与设备的缺乏显而易见,教学设备还好办,只要有经费,问题不大,因为学生要两年以后才上专业基础课,需两年缓冲时间,至于师资的解决从在校已完成三年学业的学生中,每班抽调一至二名去外校降级插班,毕业后回校任教,就这样,肖老师去了华中工学院,重读三年级。虽然工科各专业的基础课大体相同,但也各有侧重。比如土木建筑侧重力学、投影几何、制图、绘画等课程,而电力各专业则对数学要求较高,不同的基础课对后续课程的学习当然有一定的影响,加上那几年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,劳动便占用了相当多的时间。

按照计划,外出插班的同学应随班完成三年的学业,但到1961年元月,因1958年入学的那批学生到了上专业技术基础课的阶段,缺乏师资,把这批学生提前召回。在华工学习的两年半时间,除了外线施工外,还参加了修铁路,技术革新,发电厂安装等活动,真正用在听课读书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半。

回校两个月后,系领导安排萧老师给化工系预师班补上电工学课程。据老师说,由于补课的学生只有十几位,他觉得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,由于人数少,压力相对小一些,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给小班上习题课的方式:讲授,提问,讨论相结合,学生没听明白的地方可以举手,一学期下来,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,也明白了自己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。此后的五年,分别给机械系,土木系和化工系讲授电工学,由于当时这三个新系都存师资不足的问题,大家互相理解,所有公共基础课,同系各个专业都在可容纳七个小班200多人的阶梯教室里上课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以后学校停止招生,在校学生也一律停课,直到72年才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,工农兵学员不经国家考试,由基层推荐,文化程度参差不齐,学制由五年改为三年,基础课教研室取消,教师分到各个专业,成立了所谓专业连队。肖老师去了电工学课时较多的采暖通风专业,直到77年“文革”结束恢复高考招生后才回到电气工程系,只是从电工学教研室调到给本系上专业基础课的电子学教研室,与同时调来的余尽知先生一起负责“文革”后新开设的《数字电子技术》的教学工作。

领导的信任,学生的期盼,萧老师感到责任不轻。特别是授课对象包括自动化、电机、电力、仪表四个专业和电工师资班一百多名学生。教研室充分理解,给了肖老师和余老师半年的准备时间,还决定将八十学时的课程由两人共同承担,一人一半。1977年,教育部组织直属重点大学编写全国统一教材。1980年时,在开课之前已经有清华大学和华中工学院出版的两本教材。肖老师综合了两本教材的不同风格和特点,写了全文讲稿并作了习题解答,对难点和重点反复推敲。一学期的教学居然得到了同学们的集体好评。

尔后几年,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外,肖老师还担任了学校教学督导团电气工程系督导组组长;受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多家教学单位的邀请授课,多次参加湖南电大的考试命题与评卷工作。虽然忙一点,但精神是愉快的,并不觉得累。

1977年,肖老师受学校教务处的委托,参加了教育部在合肥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召开的教材编写大会,分在《电工学》编写小组。以后几年,陆续与同事或同行(外校老师)合作出版了几部教材。计有:《电工学》——197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,《电工学基本教程》——198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,《智能数字电子技术基础》——1988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,翻译教材《基础电子学》——1992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。

下面是我们与老教授的对话记录:

问:

老师在教学工作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,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,能否给我们谈谈您对这一工作的理解和体会?

答:

我对教学工作是相当敬畏的,因为工作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,特别是具有较强的自学和理解辨别能力的大学生,想敷衍过去是不行的,只有多下功夫,多看参考书,甚至比教材更深的参考书,比如复旦大学出版的给物理系用的《半导体线路》。

问:

敬业是态度问题,但要得到学生的肯定甚至欢迎,光有敬业精神恐怕还是不够吧,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和一些与众不同的表达能力呢?

答:

对,先谈方法。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都有个过程:从不知到知,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,从知之较多到彻底明白。比方说,数字电子技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读书时还没有这一课程,直到“文革”结束,教育部才组织清华大学和华中工学院编写出了两套教材,对我来说,就必须从新学习,完成这个认识过程,如果能把自己的认识过程贯穿到教学中去,必然会收到较好的效果,比照本宣科要强得多。

讲课尽可能少用掛图,一是坐在后面的同学看不清楚,二是掛图一般都是整张电路或逻辑图,与从书图本上印的没有什么区别;但整张图都是由不少的单元电路组成的,这些单元电路多数在前期讲过,只要将其他元器件和连接线路的功能讲清楚,对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就不难理解了,同时也消除了学生的畏难心理,这种教学方法在我读书的时候就有我的老师用过,我觉得挺好,只是照搬而已。至于你们提到的表达能力,我认为表达能力分为两部分,一是语言能力,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当然更好,但教师不是相声小品演员,教师的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逻辑思维缜密,由浅入深,条理清楚,循循善诱,语言尽可能精炼,决不可哗众取宠。

问:

听说肖老师的教案曾经由系里推荐,几次参加学校举办的教案展览,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你是怎样备课和写教案的?相信对我们今后的学习也有一定的帮助的。

答:

教案展览一事我是最近才知道的。听说你们要来,我打电话询问了当年系里管教学的王建军老师,因为他曾经向我索要过两次教案,并没有说明缘由,但我知道学校教务处曾经要求各系不定期的抽查教师的备课笔记,也就没有多问,最近通了电话才知道。其实写教案也是学习与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,没有更多的要说。对于新开课,我一律写全文讲稿。能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,至少说明你已经基本弄明白了教材的全部内容,否则是不能下笔的。至于上课时我也将讲稿带上,但很少看,另有一张小卡片,写上几个标题和较长的公式。在我看来读一遍不如写一遍,写一遍不如讲一遍,这是做教师的基本规律。多讲几遍就能得心应手了。

问:

我们是去年才刚进湖大的一年级学生,对大学的学习规律和生活方式只有一些粗浅的了解,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,您能给我们一些指点吗?

答:

你们是时代的幸运儿,也是你们同龄人中的姣姣者,我对你们充满希望,你们的父母能把你们送进湖南大学,除了你们自己的努力之外,你们父母为你们的付出只有你们也为人父母时才能体会到。希望你们抓紧青春黄金时期,好好读书,努力充实自己,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之外,可以参加一些学校组织的各种兴趣社团活动,扩大视野,丰富你们的生活。

采访到这里,我们无限感慨。最后我们以肖老师提供的文字资料中的最后一段话,照条为下,作为结束语。

人到晚年别无他求,唯愿国家强盛,不受欺凌;社会和谐稳定,诚信友善;人民丰衣足食,安居乐业;孙辈茁壮成长,既往开来。就个人而言,我是个知足者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物资极度匮乏,余何德何能,在生活上比为领导的工人老大哥不差,比为基础的农民兄弟还要好些,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,更有一个不受干扰的工作环境,从事社会尊重的教育工作,岂有不知足之理?曾有人说知足常乐是庸人哲学,我本庸人一个,认了。

少年时代的逆境,铸就了我一辈子的处世态度:不图虚名,不事奢华,不与攀比,顺其自然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文:白杨 杜杲娴 张承业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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