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鉴光（1936-2008）男，浙江奉化⼈，中共党员，教授。1961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，在湖南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36年，曾任湖南大学⾃动化教研室党⽀部书记、副主任等，在⾃动化专业建设初始阶段，为筹建、规划、设计建设⾃动化专业实验室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为自动化专业教学科研基地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。主讲《⾃动控制系统》等多门课程，获校教学成果二等奖，长期担任湖南⼤学教学督导团督导员。曾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电气自动化专业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控系统与装置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国家变流技术⼯程研究中⼼委员会委员，湖南省⾃动化学会第⼆届、第三届常务理事，理事。担任《计算机技术与⾃动化》期刊常务编委，主编全国高校教材《电机控制系统》等，在电⼒电⼦技术及电⽓传动⾃动控制等方面发表论文20多篇，指导硕士研究生十多名，科研项目“FWK-1沸腾锅炉计算机控制”、“回转窑计算机管理及控制系统”获省科技奖和有色金属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
教学：第一次登上讲台 (1962年）

记得很清楚，那是我第一次登上讲台时的情景：当铃声急骤响起的时候，阶梯教室里全体学生起立鼓掌，像国家仪仗队给外国元首行施注目礼一样，注视着一个几乎与他们年龄相仿的青年教师从夹道里款款登上讲台。当这个戴着无色眼镜，身穿一尘不染、天蓝色青年装的“大师兄”刚开口说一声“同学们好，请坐下”时，教室里顿时人头攒动起来，不知是我过于年轻，令他们无法捉摸我的教学水平，还是由于我一开口就暴露无遗的“下江人”的那种“南腔北调”，让他们交头接耳起来。我有一点失神了，几乎忘记了准备好了的开场白。头一次课我很卖力，以至下课时我因头脑充血、亢奋得满脸红晕，手掌、衣襟和讲稿上沾满了粉笔灰，额头上渗着汗珠，连讲话的声音也嘶哑了许多。下课后，我被同学们包围起来问这问那，该问的疑难问题并不多，而对我生活中种种他们感兴趣的“花边”倒像香港“狗仔队”那样穷追不舍。

午休时，我没能睡着。短暂的回忆中我发现，想象中那个民国外交部长英语教授在讲台上道貌岸然、显示出师道尊严的那种威风，我似乎没有感受到，而那一群朝气蓬勃、热情奔放、虚心好学而又有一点顽皮淘气的学生那种不拘小节、友好平等的师生情谊却感动了我。时代不同了，“一日为师、终身为父”的年代早已过去，现在我应该在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蜡烛精神里，在“甘为人梯”的高尚师德中寻找自己的容誉和威望。

一晃三年多过去了，我经过了辅导答疑、批改作业、教学实验等各个环节的实践锻炼，经过了一次比一次更沉着、更从容的讲台生活......

我牵挂着我的讲台，急于看到学生们求知似渴的眼睛和他们青春活泼的身影......能在教学工作中创造出一些成绩成了我人生的追求，我期盼我的生命价值能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。

科研：科研也有流血牺牲的风险

1986年元旦前夕，我和同事雇了一部私人面包车，冒着风雪把科研装置送下厂，准备测试合格后投入运行。离目的地只有两公里的公路急转弯处，突然与一辆大客车迎面相撞，“轰”！震耳欲聋的撞击声让我头脑一片空白。眼镜不翼而飞，视线模糊了起来。脸上火辣辣地疼痛，我摸到了鲜血，右腿酸痛难熬、动弹不得，一只皮鞋因受力过猛而裂开了大口。更吓人的是坐在身边的同事，两股鲜血从他的鼻子里冒了出来，“哎哟，哎哟”地呻吟着，不知伤在什么地方。我担心是同事内脏破裂而出血，那可是生命攸关的大事，赶紧用手帕捂住了他的鼻孔，不断地重复着由于惊恐而有点颤抖的话：“你要挺住，千万要挺住！......”

当瘪了半脸的大客车上几十名乘客将我们团团围住，想看看这次惨案死了几个人时，没想到我们竟从支离破碎的车头里爬了出来，“天哪！奇迹！”当时就有人惊呼起来。

当消息从电话里传到学校时，校领导们正在开会。那破碎了的面包车是被吊车吊运走的，那鼻孔出血的同事有无生命危险还不知道，我那一蹩一瘸的样子不知是否骨折。电话中介绍的这一些情况，让领导们大吃一惊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决定暂时封锁消息，以防家属受到突然的惊吓。直到几天后，一个披着旧棉衣，脸上贴着胶布、手拄拐棍的“残兵败将”在总支书记搀扶下，垂头丧气地跨进家门时，妻子才恍然明天，几天来与同事们碰面时，他们那种欲言又止的怪现象是意味着什么。见到亲人如此遭罪的模样，她心中颤抖、声音哽咽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没想到被人们想象成宝塔尖上工作的大学老师，也有流血牺牲的风险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