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湖南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我们受电气院退休党支部的委托，对老教师肖鸿猷先生作了一次拜访。五月二十五日，我们如约去了肖老师家，老师和师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四人。坐定以后，老师开门见山：祝贺你们考进湖南大学，湖大虽然赶不上北大、清华等一流名校，但在211及985大学中的排名还是很靠前的，我们点头称是。当老师问到我们老家在哪里时，我们分别写下了姓名及家庭地址，老师看了以后对白杨说：“从内蒙古不远千里来到惟楚有才，於斯为盛的湖南大学，有眼光；”转身对来自河南的程铄涵：“你家在河南什么地方？”“商丘。”“那地方离兰考不远吧？”“是不远，老师您怎么知道兰考？”“我们这一代人谁不知道河南兰考出了个全国闻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。”接着又与来自重庆的胥垚和湖南永州的龚利梅交谈，气氛十分随意。

我们这篇采访文章分为两部分，前半部分为肖老师的求学生涯和工作简历，肖老师已提供了一份文字资料，我们只作了节选和压缩，后半部分为我们的采访笔录。

1955年肖老师如愿考进了中南土木建筑学院，其适逢国家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浪潮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鼓励师生向科学进军，凡经历过那段时间的同窗都不会忘记，每当夕阳西下，夜幕降临时，图书馆灯火通明，去阅览室自习稍晚一点就没有座位了，同学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可见一斑。

到了1958年，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更名为湖南工学院，增设了机械、电气、化工三个专业，不久又恢复了湖南大学的老校名，电气院（当时称系）就是这时成立的，并于当年招生，下设电力、电机、自动化、仪表四个专业。师资与设备的缺乏显而易见，教学设备还好办，只要有经费，问题不大，因为学生要两年以后才上专业基础课，需两年缓冲时间，至于师资的解决从在校已完成三年学业的学生中，每班抽调一至二名去外校降级插班，毕业后回校任教，就这样，肖老师去了华中工学院，重读三年级。虽然工科各专业的基础课大体相同，但也各有侧重。比如土木建筑侧重力学、投影几何、制图、绘画等课程，而电力各专业则对数学要求较高，不同的基础课对后续课程的学习当然有一定的影响，加上那几年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，劳动便占用了相当多的时间。

按照计划，外出插班的同学应随班完成三年的学业，但到1961年元月，因1958年入学的那批学生到了上专业技术基础课的阶段，缺乏师资，把这批学生提前召回。在华工学习的两年半时间，除了外线施工外，还参加了修铁路，技术革新，发电厂安装等活动，真正用在听课读书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半。

回校两个月后，系领导安排萧老师给化工系预师班补上电工学课程。据老师说，由于补课的学生只有十几位，他觉得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，由于人数少，压力相对小一些，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给小班上习题课的方式：讲授，提问，讨论相结合，学生没听明白的地方可以举手，一学期下来，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，也明白了自己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。此后的五年，分别给机械系，土木系和化工系讲授电工学，由于当时这三个新系都存师资不足的问题，大家互相理解，所有公共基础课，同系各个专业都在可容纳七个小班200多人的阶梯教室里上课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以后学校停止招生，在校学生也一律停课，直到72年才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，工农兵学员不经国家考试，由基层推荐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，学制由五年改为三年，基础课教研室取消，教师分到各个专业，成立了所谓专业连队。肖老师去了电工学课时较多的采暖通风专业，直到77年“文革”结束恢复高考招生后才回到电气工程系，只是从电工学教研室调到给本系上专业基础课的电子学教研室，与同时调来的余尽知先生一起负责“文革”后新开设的《数字电子技术》的教学工作。

领导的信任，学生的期盼，萧老师感到责任不轻。特别是授课对象包括自动化、电机、电力、仪表四个专业和电工师资班一百多名学生。教研室充分理解，给了肖老师和余老师半年的准备时间，还决定将八十学时的课程由两人共同承担，一人一半。1977年，教育部组织直属重点大学编写全国统一教材。1980年时，在开课之前已经有清华大学和华中工学院出版的两本教材。肖老师综合了两本教材的不同风格和特点，写了全文讲稿并作了习题解答，对难点和重点反复推敲。一学期的教学居然得到了同学们的集体好评。

尔后几年，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外，肖老师还担任了学校教学督导团电气工程系督导组组长；受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多家教学单位的邀请授课，多次参加湖南电大的考试命题与评卷工作。虽然忙一点，但精神是愉快的，并不觉得累。

1977年，肖老师受学校教务处的委托，参加了教育部在合肥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召开的教材编写大会，分在《电工学》编写小组。以后几年，陆续与同事或同行（外校老师）合作出版了几部教材。计有:《电工学》——197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，《电工学基本教程》——198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，《智能数字电子技术基础》——1988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，翻译教材《基础电子学》——1992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。

下面是我们与老教授的对话记录：

问：

老师在教学工作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，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，能否给我们谈谈您对这一工作的理解和体会?

答：

我对教学工作是相当敬畏的，因为工作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，特别是具有较强的自学和理解辨别能力的大学生，想敷衍过去是不行的，只有多下功夫，多看参考书，甚至比教材更深的参考书，比如复旦大学出版的给物理系用的《半导体线路》。

问：

敬业是态度问题，但要得到学生的肯定甚至欢迎，光有敬业精神恐怕还是不够吧，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和一些与众不同的表达能力呢？

答：

对，先谈方法。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都有个过程：从不知到知，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，从知之较多到彻底明白。比方说，数字电子技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读书时还没有这一课程，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教育部才组织清华大学和华中工学院编写出了两套教材，对我来说，就必须从新学习，完成这个认识过程，如果能把自己的认识过程贯穿到教学中去，必然会收到较好的效果，比照本宣科要强得多。

讲课尽可能少用掛图，一是坐在后面的同学看不清楚，二是掛图一般都是整张电路或逻辑图，与从书图本上印的没有什么区别;但整张图都是由不少的单元电路组成的，这些单元电路多数在前期讲过，只要将其他元器件和连接线路的功能讲清楚，对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就不难理解了，同时也消除了学生的畏难心理，这种教学方法在我读书的时候就有我的老师用过，我觉得挺好，只是照搬而已。至于你们提到的表达能力，我认为表达能力分为两部分，一是语言能力，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当然更好，但教师不是相声小品演员，教师的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逻辑思维缜密，由浅入深，条理清楚，循循善诱，语言尽可能精炼，决不可哗众取宠。

问：

听说肖老师的教案曾经由系里推荐，几次参加学校举办的教案展览，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你是怎样备课和写教案的？相信对我们今后的学习也有一定的帮助的。

答：

教案展览一事我是最近才知道的。听说你们要来，我打电话询问了当年系里管教学的王建军老师，因为他曾经向我索要过两次教案，并没有说明缘由，但我知道学校教务处曾经要求各系不定期的抽查教师的备课笔记，也就没有多问，最近通了电话才知道。其实写教案也是学习与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，没有更多的要说。对于新开课，我一律写全文讲稿。能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，至少说明你已经基本弄明白了教材的全部内容，否则是不能下笔的。至于上课时我也将讲稿带上，但很少看，另有一张小卡片，写上几个标题和较长的公式。在我看来读一遍不如写一遍，写一遍不如讲一遍，这是做教师的基本规律。多讲几遍就能得心应手了。

问：

我们是去年才刚进湖大的一年级学生，对大学的学习规律和生活方式只有一些粗浅的了解，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，您能给我们一些指点吗？

答：

你们是时代的幸运儿，也是你们同龄人中的姣姣者，我对你们充满希望，你们的父母能把你们送进湖南大学，除了你们自己的努力之外，你们父母为你们的付出只有你们也为人父母时才能体会到。希望你们抓紧青春黄金时期，好好读书，努力充实自己，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之外，可以参加一些学校组织的各种兴趣社团活动，扩大视野，丰富你们的生活。

采访到这里，我们无限感慨。最后我们以肖老师提供的文字资料中的最后一段话，照条为下，作为结束语。

人到晚年别无他求，唯愿国家强盛，不受欺凌；社会和谐稳定，诚信友善；人民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；孙辈茁壮成长，既往开来。就个人而言，我是个知足者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物资极度匮乏，余何德何能，在生活上比“为领导”的工人老大哥不差，比“为基础”的农民兄弟还要好些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，更有一个不受干扰的工作环境，从事社会尊重的教育工作，岂有不知足之理？曾有人说“知足常乐”是庸人哲学，我本庸人一个，认了。

少年时代的逆境，铸就了我一辈子的处世态度：不图虚名，不事奢华，不与攀比，顺其自然。

（白杨杜杲娴张承业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