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荣汉，男，1937年生，中共党员，教授。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湖南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38年，曾任湖南大学电气工程系（即现在的学院）主任，湖南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，湖南省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及多家学术刊物编委或学术顾问等。1982年～1984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访问学习研究，师从IEEE Fellow。主要从事电力系统可靠性等方面的研究，著有中英文学术论文、专著、教材与设计、实习和实验指导书等共百多篇，学术论文被国内外多种权威检索系统收录。曾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、优秀论文奖，教学质量优秀奖，优秀教材奖等，被授予湖南省优秀教师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。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
1958年，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决定恢复原湖南大学曾设立的几个系：电机系、机械系与化工系，从已有的55级与56级学生中抽调60多名学生去国内相关院校代培，以便毕业后归来任教。1958年8月，读完大二的我，被告知我与其他3名同学将调往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代培。我服从组织安排，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三年，1961年毕业后谢绝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挽留，回到了湖南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。

为适应电力专业培养五年制学生的要求，教师应加强学习，特别是要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。学生在五年内除了理论学习以外，还有两次设计（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）和三次实习（认识实习、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）。设计与实习两环节，实践性很强，实施也很难，因此必须要创造实践环境和建立实践基地。

1962年～1966年，电机系领导安排我担任系生产实习秘书，主要任务是建立实践基地，推动教学实践环节的实施。为此，几年中我走遍了湖南、广东与湖北三省的水火电厂、调度系统、修试厂和电力设计院等。特别是到株洲电厂参与电气运行，到长沙勘测设计院参与水电站的设计，参与修试厂的维修与试验等。全面体验电力系统的运行和掌控基本操作技能，熟悉电力领域并结识相关技术人员，为教学和建立实习基地打下良好的基础。到1965年上半年为止，电力专业圆满地完成了电力58级、59级与60级共六个班的理论教学、两次设计与三次实习的任务。

这几年中，我在外跑得多，在家呆得少。家居长沙的父亲生病卧床，1964年底病情恶化。我从武汉出差归来时，父亲就不能进食了。1965年春节后不几天就病故了。我没有出席葬礼，因为需要到广州去带电力60级毕业生的毕业实习。1965年全校教师下乡“四清”，电力专业只留3个教师带60个毕业生实习，我是3个教师之一，带20个毕业生到广州新丰江水电站实习。1964年底就计划安排好了，日期订了，车票买了，不得更改，故我不能为父送葬。

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是对电力系统进行模拟和研究的实验室，上世纪70年代时只有哈工大、清华、西安交大与华工几个高校有。其机组由苏联设计，由所属一机部的上海电机厂制造。由于需求量极少，故转由湖南大学（属一机部）电机厂生产。这对我们来说是建立动模实验室的极好机会。当时经费困难，决定由我向主管学校经费的寇副校长反复申请，终于取得18万元经费，制造了三台机组。经教研室多位老师几年的努力，终于建成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，算是为今后科研教学工作的开展作出了贡献。

在科研方面，上世纪70年代，我首先参加了220kV简易开关的研制并主持了电力电缆故障探测的研究。这两项研究都有实用价值，特别是后者。原来某保密工厂的一千多米长的10kV直埋电缆，发生故障，要用一个连的兵力挖出电缆，找出故障点进行处理，然后再埋入地下，大概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，费时费力，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。我们经过多次调研，选择多种方案，进行大量测试，终于找到了利用电磁波测出故障电缆长度、电缆路径和故障点深度的方法，并研制出了测试仪，1978年获得了省科技大会奖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国家选拔一批中年技术骨干出国访问，由国家教委组织，经过层层选拔与考核，我成为其中一员。1982年～1984年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访问，师从IEEE Fellow，进行电力系统可靠性研究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，结识了一些专家教授，学习了一些新的教学理论与手段。

归国后的次年，学校任命我为电气工程系（即现在的学院）主任。

科研工作是我系的一个薄弱环节。这对学术性高校而言是个严重问题。新班子集思广益，下决心抓科研，要求各教研室抽出一定力量投入科研。经过共同努力，系里新增科研项目不少。

我从事的“可靠性分析”方面的研究在国内也开始逐渐成为热门，我和我的团队（涉及系里的几个专业）先后承接了有关变压器可靠性的国家“七五”、“八五”等多个课题，其中获得湖南省级奖的五项，部级奖的两项。这些成果受到全国变压器行业与电力部门的关注，纷纷邀请我们做专题报告和举办短期培训班。当时我们为设计、运行及生产单位做报告、讲座和短期培训约40多次，受到了欢迎和好评，充分体现了科研带来的社会价值。

科研的后续工作是撰写研究报告、鉴定材料与研究论文等。八、九十年代我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，被国际国内多家检索系统收录，充分反映了其学术和社会价值。研究成果融入教学，也提高了教学质量。在全系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上，也开展了与国际的合作和交流。我们先后接待了多名外国专家来系里讲学。包括英国两大学的三位教授，美国ASU的一位教授，以及俄罗斯的三位教授等。校与校之间、学校与厂矿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了。

为了提升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，1989年我代表学校赴英国，与英国的Strathclyde大学签署了培养访问学者的合作协议，我们先后派出4名青年教师到英国留学，并收到了有关电力专业的数十本书籍和资料。

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很快，电力科学也发展得很快，促成了全国高校电力专业每年学术年会的召开，也促成了天津大学、清华、湖大等六所高校创办《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》，我是第一届编委与学术顾问，此外还担任过《电工技术学报》、《湖南电力》等多种刊物的编委。

随着这些进步，我系博士点有了，硕士点多了。看着电气系一步步的向前迈进，我由衷的感到高兴。尽管这让我失去了一些：

当时学校每周仅有一次休闲活动，即星期六晚放一场电影，可我从来没看过；两个儿子，不到半岁，就放在学校幼儿园，我从来没接送过；从小学到高中，湖大子校召开家长座谈会，我从来没去过。外出带实习和科研调研到了景区，也从来没旅游过。（比如去了北京许多次却未去过长城，直到1982年出国访问前，才随团队组织出行。）

我失去了一些，但我也达到了我所为之努力的目标:电气系的发展与进步！

从教三十多年，对待教学，我是严格认真的，课堂授课，课前充分准备，广泛涉猎国内外文献和生产实际，然后撰写讲稿。每次讲习必有更新。讲课时注重逻辑关系，引用新颖和实用的实例，并配以清晰的板书，故学生很喜欢听我的课。“电力系统可靠性”本是选修课，后来两个班学生都选了，而且还有多个青年教师和外单位人员慕名来听课。

带实习很辛苦，我却乐在其中。实习对工科学生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环，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途径，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桥梁，是毕业生顺利走向工作岗位的准备。带实习前，我会提前下厂（站）摸清情况，制定计划；安排跟班运行，组织分析讨论和专题报告。记得曾经有一水电厂一台互感器多年前发生爆炸，爆炸原因一直没有弄清。我们实习队下厂后，老师、学生和技术人员经过反复分析和讨论，最后终于理出了头绪，圆满地解决了这道遗留多年的难题。

指导研究生是另一重要环节。研究生教学的第一步是基础理论课的选择与学习，指导其选择1～2门与研究课题相关的理论课程；第二步是课题研究和撰写论文。我将大的课题分成若干子课题，根据学生自身特长和兴趣自己选择或指导其选择。

确定课题以后，首先带他们到图书馆检索资料，找到相关课题的研究动向与参考资料。当时网络还不发达，书面检索是唯一的途径。通过中、英、俄、日的检索系统，找到相关资料；通过学习、交流与解惑，研究一步步深入，结合研发课题和实际调查，找出相应的研究方法和结论，反反复复，做出了一些成果。集体讨论每周一次，定时举行，研究组全体人员都参加，包括老师和研究生（甚至还有进行本科毕业设计的学生）。使每个参与者都了解全局，集思广益。其中我和一研究生的论文《大型电力变压器故障机理分析》发表于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》，国际权威检索系统IEE、EI、SA的EEA与CCA等五处收录，获省电机工程学会等多项奖励。

学生毕业后，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，数年后成长为各单位的技术骨干与中坚力量，很多都当上了电网公司、电力厅局、设计院的领导或总工等。

我的孩子是学生，我自然视我的学生如我的孩子。关注他们的学习、关心他们的思想、健康和生活，学生也把我视为他们的亲人。他们有过不去的坎，会与我谈心。曾有学生家里遇到了不测的灾难，极其困难，我拿出钱款应急（后来都还了）；学生被褥洗不动，也会拿到我家里来洗晒。节假日我还邀请我的学生来家里聚会，少则2～3人，多则10余人，大家一起包饺子，非常热闹。

总之，我的工作尽管紧张，但井然有序；生活虽然平淡单调，但精彩快乐。送走一批学生，又迎来另一批学生，活得很充实。党和国家对我是肯定的，给予我多种奖励（科技成果奖、论文奖，教学质量优秀奖，优秀教材奖等等），授予我湖南省优秀教师，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，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，我很知足！